在998平方米的一大会址展厅中，陈列着一本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扉页早已泛黄，但其中蕴含的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信念被代代传承，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2020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中强调，心有所信，方能行远。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更需要坚定理想信念、矢志拼搏奋斗。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秉持初心，经过不同时期的艰苦探索和实践，使党的教育方针不断发展、完善，成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吴安春研究员说：“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教育从初创到建起来、大起来再到强起来，为迈向教育强国不懈努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00多年前，上海吴淞江两岸的小沙渡、曹家渡、潭子湾被民族资本家和外商工厂占据，是轻、纺工业的集中地，聚集了大量的产业工人。因地处公共租界和华界的交界处，沪西工人日复一日遭受着帝国主义列强、封建军阀和官僚买办的压迫。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指出，“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五四运动激发了中华民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决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白班工人夜里上课，夜班工人白天上课。1920年，小沙渡的劳工们有了自己的学校——劳动补习学校。两年后，小沙渡日资纱厂工人孙良惠光荣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成为上海纺织工人中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

　　那时，教育是革命斗争的武器——批判封建、买办和帝国主义，启迪工农大众的革命信念，开创了新民主主义教育实践。

　　工人教育、农民教育、干部教育，在中国大地以星火燎原之势不断发展。北方，有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南方，有沪西小沙渡劳动补习学校以及安源、水口山、长沙等地的工人学校。广东海丰农民学校、长沙农村教育补习班，开启了农民教育；湖南自修大学、平民女学、上海大学、劳动学院，则专注于干部教育……

　　“党的教育方针，推动着丰富的教育实践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广泛撒播革命的火种。通过教育，一批批工农群众逐步摆脱了旧的传统观念，接受进步思想和革命思想，投身革命，成为骨干。”吴安春分析说。

　　“红军来了大翻身，穷人当家做主人，学习文化入夜校，瞎子开目见光明。”苏区时期，生活极端艰难困苦，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培养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创造了“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四个在于”，指引着苏区文化教育实践。为使党员干部和广大军民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共苏区中央局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列宁小学等一批学校。

　　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1934年

　　没有教具，墙上刷一层黄土做黑板，墨炭做粉笔，锅灰当墨汁；没有课本，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成仿吾亲自编写教材；没有老师，毛泽东、任弼时、董必武、朱德、邓颖超等担任教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授马列主义思想，宣传革命道理。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党的教育工作不曾中断。

　　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物资紧张，根据地急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1937年至1939年，这里相继创办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学校，并开设了国语、算术、常识、美术、劳作、体育、音乐、政治、历史、地理以及社会活动、生产劳动等多种课程。

　　“这里的教育为人民群众服务，向农民子女开门。”吴安春说，全民族抗战开始后，热血青年背着行李，从全国各地纷纷赶往革命圣地延安。

　　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1940年3月，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的提出，是对中国教育实践的再一次升华。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指出：“应该确定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这即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为出发点的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教育与科学的教育。”

　　“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总纲领，突出了文化教育的政治思想训练与生活生产技能学习的实际功能，为新中国教育方针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础。”吴安春说。